南沙开发,不应只是贸易的开放
| 招商动态 |2016-05-25
5月16日,广州市发改委挂出公告称,将把申报国家专项建设基金作为推动南沙新区自贸区加快开发建设的重要抓手。而且已经成功推动国际汽车物流产业园配套码头工程获得新区专项建设资金1.2亿元支持。截至今年5月,南沙新区的保利电商港、第四资源热力电厂等5个项目已累计获得7.3亿元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支持。广州市发改委表示,将进一步协同南沙区做好项目申报,争取国家基金支持,促进新区的建设。
南沙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解决基础设施的升级问题。比如,南沙港的配套码头、疏港铁路、公务机场、连接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以及南沙居民区的科教文卫配套等,都需要迅速补齐。
问题是,广州正面临财力不足的困境。数据显示,广州的一般财政收入只相当于上海的1/4,深圳的1/2,即便与武汉、成都等二线城市相比,领先度也很低。无论是上海的浦东新区,还是天津的滨海新区、重庆的两江新区,这些国家新区在开发的时候,都享受过国家级的财政投入,但广州不是直辖市,其新区的开发还没有获得过这么大的支持。
开发南沙新区,广州首先需要在资金上想办法。国家在专项建设基金中新增设立了国家级新区基础设施专项,广州当然应该把握住机会,利用国家专项基金推动南沙新区与自贸区的发展。
不过,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公平,这个专项基金估计会成为“排排坐、分果果”的大锅饭,广州能分到的蛋糕不会太多。与其被动地等待,不如主动创造条件,这方面,南沙最缺的是想象力。
政企共建
当前,基础设施的PPP模式已经越来越流行,公路、港口、地铁都有PPP的先例,南沙新区地处珠三角几何中心,又具备国家新区与自贸区的双区光环,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上应该是被看好的,只要机制上允许,找到一些企业愿意参与南沙基础设施的共建,应该不是问题。
当然,这还只是PPP模式的一个很浅层次的应用。更深层次的还有“产业新城”的运作,即把一个片区所有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以及产业引进,打包交给企业来操盘。在这个片区,企业承担着类似政府的职能。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在开发城市新区时,都存在见识不足、效率低下,甚至是懒政不作为的问题。但是企业不一样,它有着敏锐的市场意识与服务意识,在招商引资、聚集人气方面能够明显提升效率与质量。
例如,万达虽然不是产业新城运营商,但其万达广场却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城市运营的功能。去年,南沙万达广场开业,一下子给南沙带来了顶级的商场、写字楼、公寓、快时尚品牌。依托万达广场的号召力,南沙城区终于可以把原来散居的人口聚集起来,其人气与商业氛围明显提升,这都是南沙城区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万达广场的助力,南沙城区仅靠自然的发展速度,也许再过十年都不会有高档写字楼与星巴克、优衣库等中心城区才有的品牌。企业运营城市的效率,仅仅通过一个万达广场就发挥得淋漓尽致。
河北廊坊的固安县在PPP模式上就走得更远了,很早便与一家地产商合作开发产业新城。通过企业的力量,固安产业新城成功吸引到很多高科企业的入住,固安也成为环北京区域发展最亮眼的新城。
广州开发南沙,能不能也借鉴一下固安这类环京产业新城的做法呢?比如划定一个片区,引入一家有经验的产业地产商或者城市运营商,做一个试验呢?南沙不缺土地资源,不缺政策资源,缺的是想象力与胆识。
区域共建
南沙可以打的牌还不止PPP。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南沙北邻番禺,西邻顺德与中山、东邻东莞与宝安,且均为一水之隔。如果我们把坐标原点缩小到南沙核心区,再画一个半径为20公里的圆圈,可以把顺德区政府、番禺区政府,以及东莞虎门、长安包含进来。如果把半径延长到30公里,还可以把中山小榄镇、深圳宝安也能打捞进来。
这说明南沙只是与广州中心城区较远,与顺德、中山、东莞、深圳宝安都挺近,如果机制上允许,这些城市会不会有兴趣一起参与开发南沙?事实上,南沙自贸区刚刚获批时,顺德就表现出与广州合作的积极性,希望在公共交通上率先与南沙连接起来。但后来这个事儿好像不了了之。
南沙的区域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广州的滨海新城,更在于它是珠三角的南沙,是广东的南沙。只有让珠三角其他城市都能参与进来,南沙的潜力才能发挥到最大。比如,南沙与周边的顺德、东莞能不能共建轨道交通,能不能共建产业新城?一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广州财力不足的问题,二来可以提升南沙的连接能力,让南沙获得更大的经济腹地,三来可以让周边城市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国家新区与自贸区的利好。
南沙的定位是自由贸易区,也就是开放之区,但这个“开放”如果只是体现在对外贸易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体现在开发模式上。广州开发南沙,如果能更深层次地引入企业的力量,更多地引入周边城市的力量,实现“共建南沙”的胸怀,南沙才会获得更大的可能性,才会真正托起广州的未来。
一句话,南沙如果只是广州的南沙,那气魄就小了很多。广州应该打开城门,与企业、与周边城市共建南沙、共享南沙,那才是一个大的发展格局。因为只有共享,才会收获更多。
(本文转载自2016年5月24日时代周报,特约评论员 孙不熟)